程丽莎- 荣格的思想基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友成周末-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

2019年04月15日

程丽莎| 荣格的思想基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友成周末-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

程丽莎
友成导读
作为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,荣格的思想与东方佛教之间的渊源一直为学界所津津乐道。本文作者认为,正是代表中国佛教思想的《大乘起信论》,给荣格送去了心理学创作的动力源泉,因此,可以认为荣格的思想来自中国传统文化。此外,本文还指出,荣格所描述的“集体无意识(Collective Unconcius)”接近于佛教所阐扬的“佛性”,十分耐人玩味。
(本文节选自第一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论文集《灵性:分析与体验》,申荷永教授主编。)

荣格与佛家的关系已经被许多学者所论及,如罗德.考沃德,Harold Coward在其《荣格与东方思想》一书中【《荣格与东方思想》,“Jung and Eastern Thought”by Harold Coward , state Univ. of New York Press,NY,1985】,便以印度佛教为背景说明荣格所受东方思想的影响。但是,我们认为Harold Coward的著作有贡献也有局限,他不了解中国文化与荣格思想的关系。因而,我们在“佛教影响下的荣格”的标题下,将要论述这样两个事实:
(1)佛教对荣格的影响不是在荣格的思想成熟之后,而是在其成熟之前;
(2)佛教对荣格的影响主要来自中国,荣格的思想基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。
几年前,我把荣格自传中附录的《向死者七次布道》翻译成了中文【刘耀中和李以洪同著《建造灵魂的庙宇——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评传》,东方出版社,中国背景,1996年版内的附录《向死者七次布道——荣格》】。

荣格这篇完成于1916年的文章,带有许多神秘的色彩,尤其是他在七次布道的结束,说了几句类似咒语的文字,他自己从未告诉任何人这些文字的意思,而至今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其中文字的真正含义。但是,对于细心读过荣格著作的人来说,《向死者七次布道》的意义则是十分明确的,在其神秘的色彩和神秘气氛的背后,所反映的是一种中国佛教的境界。
“一群死者从耶路撒冷归来,在那里它们的追求未能如愿以偿。它们恳求我让他们进来,倾听我的训示……”于是,荣格便开始了他向死者的布道。
荣格说:“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世界是虚无的,而虚无就是充满;”“人是一扇门,通过这门你可以从诸神、恶魔和灵魂的外部世界进入到内部世界,可以从一个大宇宙进入自己的小天地。”在这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中,荣格认为他已经体悟到了“空无一物又万物皆有的道或佛性”于是他列举了生与死,光明与黑暗等对立的统一,试图阐述在把握佛性上获得两极的和谐。而这种佛性,既是一种原始的心理模型,也是荣格所描述的集体无意识的本质属性。
显然,荣格在这里所表达的,是一种典型的佛教思想。那么,荣格的这些佛教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?当我们把荣格的《向死者七次布道》,与佛教大乘入门经典《大乘起信论》来做比较的时候【马鸣Ashvagosha,《The Awakening of Faith》,Translated by Timothy Richard , Edited by A.H.Walton Forwarded by Aldous Huxley ,University Book,NY,1960,这是李提默太译的《大乘起信论》的再版】,上面的问题便不言而喻了。

《大乘起信论》一向被认识是大乘佛教的入门书,人们认为其为印度的马鸣所著,但实际上是中国佛教学者托名而做【《宗教辞典》任继愈主编,上海辞书出版社,1983年】。因为在印度本土,从未有能够找到《大乘起信论》的梵文原本,而流行于后世的,只是出现在中国南朝和唐朝的两个中文版本。
1897年,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传教是李提默太,在南朝真谛中文版本的基础上,将《大乘起信论》翻译成了英文,并于1907在旧中国的上海首次公开出版,1910年在爱丁堡出版又同样的版本。
实际上,一向沉迷于佛教研究的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学者铃木大拙,已经在1900年出版了他根据唐朝中文本翻译的《大乘起信论》。我认为,荣格是读了《大乘起信论》之后,才触发了他向死者布道的想法,才产生了《向死者七次布道》这篇带有东方神秘色彩的著作。
在《大乘起信论》开篇的赞美诗中,有这样明确的表达:佛法包含万有,包含着万有的原始模型(Archetype of all)。大乘起信论的基本教义,是要提出宇宙永恒的灵魂的本质与特性。这种永恒的灵魂的本质,也正是所有存在的理由,而其特性,可以有三种基本的表达:
1.其无所不包的特性,在真如原形的意义上,所有的事物都源于一同属于一;
2.其表现为万有特性,成为如来真人,便能够知悉世间万事与万物;
3.其无穷的能量,宇宙灵魂能够为世间万物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。
不难看出,荣格在其《向死者七次布道》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,也正是《大乘起信论》的中心论点。同时,在李提默太所翻译的《大乘起信论》中,还十分明确的表示:The soul of Mind of the True Model is the great essence of the invisible and the visible worlds。(真如模型的灵魂或心魂,是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的伟大本质。)这实际上也就是荣格表达为“集体无意识”(collective-unconscious)的本来意义。

1960年,沃尔顿Alan Hull Walton在重新编辑出版李提默太的翻译本时,曾经做了这么一段评论:李提默太对《大乘起信论》的翻译,对于那些具有基督教背景,崇拜东方但尚未能接触佛教思想的读者来说,可谓是雪中送炭。1907年前后,也正是荣格向东方来追寻灵感,构思与创建他的原始模型、集体无意识和个体化心理学意义的时候,这一代表中国佛教思想的《大乘起信论》,给荣格送去了心理学创作的动力源泉。
我们在文章的开始,提出要论述两个事实:
1. 佛教对荣格的影响不是在荣格的思想成熟之后,而是在其成熟之前;
2. 佛教对荣格的影响主要来中国,荣格的思想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。

荣格通过李提默太翻译的《大乘起信论》而开始接触佛教思想,这直接反映在其1916年完成的《向死者七次布道》中,代表了其心理学思想发展的基础,而作为大乘佛教入门的《大乘起信论》,并非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古印度的马鸣所撰,而实际上是中国佛教学者托名而作。因而,在《大乘起信论》中,所表达的是一种中国佛教的奠基思想。
当然,荣格思想的来源并不是单一的【刘耀中著《荣格》,傅伟烈和为政通主编,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,1995年】,在1910年前后近20年间,他也曾深入地研究了广泛影响西方的诺斯替思想,而在其《向死者的七次布道》中,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。在李提默太之前,德国学者马克斯·米勒(Max Miller)也曾翻译了许多著名的东方经典,包括同样为大乘佛教经典的《楞伽经》,荣格在早期所受东方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的影响,也不局限于李提默太翻译的《大乘起信论》。

来源:中道国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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